【采访完海龟先生和九连真人，我开始思考：什么是文化的诚实？】
房宫一柳|文
宋玮|编辑
采访乐队海龟先生是在摩登天空办公室。采访开始的时候，主唱李红旗抱来了6瓶水，再为打开采访室的灯按遍了电闸。李红旗是海龟先生的词曲主创，他很少上网，也很少接触听众，日常生活是教会和排练的两点一线。没错，他是一名基督徒。
当被问到爱看的公众号时，李红旗认真地掏出了手机翻找，他收藏了很多文章，最近在慢慢研读。手机是一部早已停产的iphoneSE。贝斯手蒋晗介绍，这是他第一款智能手机，是其太太送的礼物，用了多年。
九连真人词曲主创，也是主唱的阿龙，91年生，已经结婚生子。他调侃九连真人其实早就没有了“少年心气”，更多中年焦虑。采访是在一家日料店，阿龙看面相还像个应届毕业生。贝斯手万里靠墙边听边睡，副主唱阿麦则靠在门边时不时抽一根烟。贝斯手万里说，“我们是真的土，土生土长的土。”八月一过，他们将回到家乡小镇继续教书。
正是这样的特质，让采访更贴近我们想要的主题。无数创作者，创作和贩卖的都是个人魅力，而海龟先生和九连真人都强调“对自己诚实”，他们有贴近自我生命的、非常明确的创作主题：一个向死，一个向生：海龟先生要讲向死而生，追求真善美；九连真人要讲关于90后独子的生存现状、社会认同。
一群人因为某种相似的诉求聚齐可以形成某种文化现象。如社会摇、快手吃播、抖音街拍。但当一个文化现象的记忆点是器物层面时，它的生命力是不长的。而当文化现象影响了一群人的习惯，形成了某种秩序，才能有沉淀出文化的可能。
影响力的根本还是在价值观的输出。当创作者的价值观是诚实的，贴近他所处的环境和生活，才能引起群体共鸣，形成文化传播。比如社会摇背后的东北人，他们共享一套语言体系和生活习惯，才能形成文化的一脉。诚实，或许是创作者最重要的素质，也是文化的生命力。
“什么有一些喜欢摇滚音乐的人，再去听流行音乐老觉得听不进去，其实就是因为流行音乐不够诚实。享受过诚实的力量，再回去很难。”李红旗说。
Q：你的创作过程一般是怎样的？
主唱李红旗：我有一个旋律库，当有东西要表达时，就会找旋律去配我想表达的内容。很多时候是情绪指引表达，是一个抓手，但情绪不可控，表达主题是可控的。这个主题就是我的信仰。
贝斯手蒋晗：我们乐队的创作形式是，李红旗写好词曲，大家一起编曲。我不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，我会去帮李红旗表达。
Q：表达的东西有什么变化？
李红旗：我26岁（2009年）之前，更多想表达愉悦的东西，避免说得太清楚。那个时候也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活着、想表达什么，在这种情况下做一种准确表达是不诚实的。所以传递快乐的情绪就好了。
Q：你希望听众快乐吗？
李红旗：我希望他们能思考。
生活本质上就是一直充满伤害、一直充满失去，但以前我们在表达上没有关注过这方面。音乐这类工作，就像教师，本身是一种灵魂传播者，干这个行业却没有思考，我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极其不诚实的人。贩卖魅力的音乐工作者多的去了，不差我一个。
Q：你生活的痛苦在哪里？什么时候意识到你跟世界的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？
李红旗：感触最激烈是08年地震，目睹那么多生命的逝去。最大的不可再生资源就是生命。之前可能害怕的还是挣不到钱，家里人不满意，地震之后，开始害怕人活着没有意义。
Q：海龟先生是在做向死还是向生的音乐吗？做这么久的音乐，你是更爱人类还是更厌恶人类了?
李红旗：向死而生的音乐，是告诉听众要珍视死亡、珍惜生活。生死在东方是灰色的，是因为我们从小被灌输死亡是负面的。但死也可以是一种永恒。
我们从小受的教育里，吃饱穿暖是第一位，从来没有人在乎我们灵魂上是不是出问题了，是不是在对自己撒谎。东亚文化里也没有忏悔的概念，没有无缘无故的饶恕。只有复仇，只有羡慕嫉妒恨。
但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。所以我们开始做自省的音乐、向内心忏悔的音乐，告诉听众忏悔可能是什么，恩典是什么。
Q：在中国做音乐，最担忧的是什么？
李红旗：第一害怕自己讲不清楚；第二害怕自己太笨了，找不到一个语境把它表达出去；第三是怕自己不够勇敢，不敢表达。
Q：哪些音乐呈现了你认为的真实的痛苦？
李红旗：《我》这首歌就是。刚开始我是想讲别人，讲一个油腻的老男人，对着电脑搜索、评论政治时事，对整个世界都不满意。我就觉得这个人很可怜。后来发现，我就是这样的人。本来是想批判别人，写着写着开始自我忏悔。
Q：一个创作者没有强烈的个性，那他能否做出一个好的自我表达？是不是只有把自己生活得很摇滚的人，才更适合做摇滚乐？
蒋晗：说石璐摇滚，不就是说单亲妈妈、女性独立之类的，这不是应该的嘛。只是太多人没有办法活成这个样子，所以他们很向往，会说这个很摇滚。
吉他手黄巍：之前有一个老人家拾破烂资助小孩上学，我觉得这太摇滚了。摇滚是指你敢不敢站出来做一些别人不敢做的事情，或者你能不能跟自己达成一个共识。
Q：莱昂纳德·科恩的歌，他写宗教、写爱情、写战争，语言非常直白和简洁，为什么中国很少有这样简单的但直接人心的歌词呢？
蒋晗：他能够用很简单的词传达自己，说明他有这个习惯，有勇敢的习惯。他的文化底蕴，是尊重他表达，因此灵魂才自由，才有可能这样创作，创作才有可能真诚。
李红旗：西方叙事诗体塑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，而我的记忆中、成长中没有这样的故事，我的专辑里只有我自己的故事。
Q：喜欢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里面的Queen乐队吗？
李红旗：我没有被打动，他们的音乐太罗嗦了，他们会把所有的动机全部融入一首歌里面，这个对于我听觉来说，是一种疲劳，是一种负担。
Q：怎么看抖音、快手上的神曲？
蒋晗：我和我家狗玩的时候，“爱的魔力转圈圈”真的会脱口而出。虽然我不喜欢这样的音乐，但某些时候，可以形成你的情绪出口，这是它唯一的功能性。
Q：你们会在哪些方面保持勤奋？
李红旗：懒惰的根源，是不太珍视生活中的真相。我努力的方向是，要把我想传达的东西尽量准确、有效地传达出来。
Q：你们是天分型选手还是勤奋型选手？
贝斯手万里：我觉得我们是“运气型”，从比赛里出来的乐队。
Q：你们的创作过程一般是什么样？
主唱阿龙：比如像《莫欺少年穷》是即兴哼哼，哼出几个词之后再扩充去添词。我们行动力不强，是演出驱动型。词一般都是最后快演出了才加。
Q：歌里的阿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。
阿龙：客家独子，娇生惯养，父母包办了很多事，内心又寻求证明自己。我们认识很多人，在酒桌上吹牛的状态是最好的，但下了酒桌也知道自己能力不足，眼高手低。
客家还是个相对父权的社会。父母的沟通，多是嘲讽式的说教，不是鼓励你或者教你去看根本，而是直接先打击你，先否定你，但在外聊天又很喜欢捧你。
Q：你们表达的，是客家群体的生活现状吗？
阿龙：我不认为我们代表客家文化。我表达的是，我们这群人遇到的很多问题，父母沟通、中年危机、男女不平等，其实是不同成长环境都会遇到的问题。我们的第一张专辑，就是关于阿民的性格以及遇到的各种问题。
Q：你们的歌曲直面了很多社会问题，但为什么没有给出答案？
阿龙：这些答案我们自己都不知道，生活本身也很多样。比如《落水天》这首歌，就是写留守儿童这个群体，小女孩与长辈的对话和呼唤。本来这首歌可能还更绝望，父母就是真的没法回来，但演出最后我们还是给出了一个模糊的答案，说父母会回来，只不过没有明确。
Q：你们希望通过歌让他们改变吗？
阿龙：比如像《夜游神》，我们是希望家长有一个良好的沟通，而不是说以一味地去骂你自己的孩子，这样解决不了问题。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不能接受我们的作品。最开始参赛的歌口语会更还原现实，更粗鲁，甚至有人都写了举报，他们觉得很难为情。
有一个我爸同事的朋友转给我了很长的评论，也会提到觉得我们这是自私。我也理解，以前是集体主义价值观，不可能存在一个个人主义的幻想。
我们不敢说要去改变谁，只是呈现一群人的社会认同、生活现状。但对于我个人来说，做乐队是为数不多我主动的人生选择，决定了就要坚持下去。
Q：你们觉得自己是摇滚乐队吗？
阿龙：我们不是摇滚，我们是假rock。
九连真人成员简介相关文章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