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请大家帮我翻译一下这一段的意思，谢谢了】
2.走向灭亡之路：唯亲恶果
用人之错，往往错在一“亲”字。何以出现用人唯亲？因用人者把事业视为一已之私，认为亲者既了解又信得过，他对已忠，而疏者即便是有才干，因信不过故不任用。其实，亲者未必忠，有些善于奉迎阿谀之徒，用花言巧语取得其主信任，如有变故，马上翻脸，另投新主。且这些人善于看风转舵，唯主人的脸色办事，明知有错也不说，如所办之事有利可图，就把错误扩大化，弄得一塌糊涂。东汉王朝之所以衰亡，三国出现的一些失误，都与用人唯亲有关。
汉灵帝用十常侍乱了天下
《三国演义》一开头便指出东汉末年致乱之由：”桓帝禁锢善类，崇信宦官。及桓帝崩，灵帝即位，大将军窦武、太傅陈蕃，共相辅佐。时有宦官曹节等弄权，窦武、陈蕃谋杀之，机事不密，反为所害。中涓自此益横。””
张让、赵忠、封谞、段珪、曹节、侯览、蹇硕、程旷、夏恽、郭胜十人朋比为奸，号为‘十常侍’。帝尊信张让，呼为“阿父’。朝政日非，以致天下人心思乱，盗贼蜂起。”话虽不多，却概括了东汉末年的政治斗争状况。显然，天下之所以大乱，是由于汉灵帝宠信十常侍之故。
在桓、灵二帝统治时期，士族官僚集团与宦官集团展开激烈的斗争，而每次都以士族官僚集团失败告终。经过二次党锢之祸，士族官僚集团势力大为削弱，宦官集团权力达到了最高峰。汉灵帝竟尊称张让为“阿父”，其对宦官之宠敬可想而见。为什么汉灵帝如此信任宦官？由于政治腐败，人民遭殃，被迫纷纷起义，鲠直之臣议论朝政，想有所改革，以挽狂澜之于既倒，汉灵帝不仅不听，却认为这是造反，对士族更加不信任。他以为只有宦官才是“心腹”，所以事事听从”阿父”张让等的话；而他的这些“心腹”都是以媚上利己为业，只要能取悦上意，坏事也说成好事，闹出乱子又瞒着他。
对于进谏者，不是驱逐，就是杀头。首先向汉灵帝提出忠言的是议郎蔡邕。
他借灾异为辞，上疏指出“灾异”乃“妇寺干政所致”。所谓“妇”是指外戚，“寺”是指宦官。看了这一奏章，汉灵帝毫无悔悟，反听宦官以他事陷邕于罪，放归田里。谏议大夫刘陶向他揭露宦官的罪恶说，“四方盗贼并起，侵掠州郡，其祸皆由十常侍卖官害民、欺君罔上。朝廷正人皆去，祸在目前矣！”他听了大动肝火，对陶说：”汝家亦有近侍之人，何独不容朕耶？”
呼武士推出斩之。司徒陈耽为救陶，以头撞阶而谏，指陈十常侍的罪恶。他命牵出，与刘陶皆下狱，并纵容十常侍于狱中谋杀之。
汉灵帝为什么对别人揭发十常侍的罪恶恼怒异常？这是因为十常待所干的祸国殃民罪行，都是在他授意或纵容下酿成的。汉灵帝为满足自己的穷奢极侈，便授意宦官去设法捞钱，宦官们也就趁机上下其手，从中大捞一把。
他们的私囊是无底的，所以其捞钱花样也就日益翻新出奇。宦宫认为卖官捞钱最易、最快、最多，便索性开了一个叫做西园的官员交易所。标出各种官价公开卖官。地方官油水多，其官价也就比朝官高得多，而地方官所在州郡肥瘦不等，乃采取投标的办法，谁肯出高价谁就走马上任。还允许欠帐，但限期加倍交还。为增加卖官名额，卖出一官不久，又卖出一官去接任，有的州郡官一月内替换几次。买官的怕任职不长，为回本赚利，一到任就拼命掠夺。仅是卖官所得还赚捞得不多，又用各种名义，向州郡摊派，勒索财物，而负担最后还是落在人民头上。为保存全家性命，穷苦人家只好把存下的一点谷子也卖掉上缴，因而出现了“寒不敢衣，饥不敢食”的惨状。人民在活不下去的情况下，铤而走险，终于爆发了黄巾大起义，敲响了东汉王朝的丧钟。
汉廷用国舅何进送了江山
《三国演义》引诗一首对何进的评价是：“汉室倾危天数尽，无谋何进作三公。几番不听忠臣谏，难免宫中受剑锋。”这位无谋何进何人？他原是个屠户人家，本是不学无术，因妹妹被选入宫为贵人，生皇子刘辩，遂立为皇后。进由是得任大将军之职。为谋杀宦官十常侍，他召外兵入京，因其谋外泄，反被宦官所杀。何进被宦官十常待所杀，并非其力不敌，而是因其愚不可及。人们做错事，会接受教训，而何进却恰恰相反。他干了蠢事，仍自以为明智，于是，一错再错，终于铸成大错。灵帝逝世后，灵帝生母董太后与中常侍蹇硕密谋杀何进立皇子协为帝。何进闻讯，当然不肯罢休，因太子刘辩是其妹妹何太后所生，便率御林军五千人入内殿，扶立刘辩即皇帝位，派袁绍入宫收拾蹇硕。硕慌忙走入御花园，花阴下为中常侍郭胜所杀。硕所领禁军，尽皆归顺。这说明宦官并非铁板一块，正确处理之法，应区分首恶、附从和立功者，惩恶扬善，而何进计不出此，竟听袁绍之言，欲“乘势尽杀之”，把所有的宦官推到自己的对立面。这是一错。由于何进欲杀尽宦官，中常侍张让等便劝何太后垂帘听政，重用自己派系的人，以策划宫廷政变。
这时，宦官已与何进势不两立，但何进在消灭董太后的势力之后，却因何太后的庇护而宽容十常侍。这是再错。后又听从袁绍的错误主张：“可召四方英雄之士，勒兵来京，尽诛阉竖。”并认为“此计大妙！”主簿陈琳反对说：
“若欲诛宦官，如鼓洪炉燎毛发耳。但当速发雷霆，行权立断，则天人顺之。却反外檄大臣，临犯京阙，英雄聚会，各怀一心：所谓倒持干戈，授人以柄，功必不成，反生乱矣。”陈琳的意见是正确的，何进却轻蔑他说：“此懦夫之见也！”乃派使赍诏召外兵进京以除宦官，终于铸成大错，导致天下大乱，加速了东汉王朝的灭亡。要诛杀敌手，不是密谋策划，迅速行动，而是大肆宣扬，迟迟不动手，使敌人能充分准备，从容反扑，何进的失败是势所必然的。及知董卓等率兵到，张让等先伏刀斧手五十人于长乐宫嘉德门内，并假手何太后召何进入官，以便杀之。何进得召便行。曹操说，“先召十常侍待出，然后可入。”进笑说：”此小儿之见也。吾掌天下兵权，十常侍敢待如何？”便昂然独自进宫。他一入嘉德门，便彼砍为两段。双方密锣紧鼓，杀戒已开，何进还独自进宫，世间之愚莫过于此。
这时奉诏进京的董卓早已屯兵于洛阳近处，他为何不立即进京？因他懂得：凡除君侧之奸，贵密贵速，但他偏不密不速。他一到洛阳近处便按兵不动，同时故意上表泄露入洛阳是为除宦官之事，好使宦官张让等与何进拼命，造成内乱。及何进被杀，他便乘乱入朝，垄断朝政。此人虽早有“不臣之心”，因恐群臣不服，故不敢马上篡位。他先扶立汉献帝作为傀儡，以任其所为；接着收买士族，封官加爵以收人望，如重用蔡邕，一月之间三迁其官，拜为侍中。由此，董卓把朝政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，实际上成为当时的最高统治者。
在封建社会里，血缘关系盛行，一些人因家中有人被选入宫，或得当贵人，或得当皇后，于是，“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”，全家人都成新贵，因是国戚而得到信任，掌握大权，不管他是胸无点墨，十足草包。因此，不知误了多少国家大事。何进以一屠户而成为一国的大将军，便是一例。由于何进无谋引外兵入京，不只他自己被宦官所杀，汉廷大权也就落入董卓的手里，从此东汉王朝名存实亡。
董卓用吕布搬了脑袋
请先看吕布的外表：“头戴三叉束发紫金冠，体挂西川红锦百花袍，身披兽面吞头连环铠，腰系勒甲玲珑狮蛮带，弓箭随身，手持画戟，坐下嘶风赤兔马，果然是‘人中吕布，马中赤兔！”吕布这位无敌将军确是威风凛凛，一表堂堂！他的外表多美，谁又想到他灵魂深处的肮脏；董卓因其勇冠三军认为义子，他又哪里料到这位义子搬了自己的脑袋。
董卓入京夺取军政大权后，在温明园召集百官，议废帝刘辩，另立新帝陈留王。诸官吓得不敢出声。只有带兵前来勤王的荆州刺史丁原坚决反对说：“天子乃先帝嫡子，初无过失，何得妄议废立！汝欲为篡逆耶？”卓怒叱说：“顺我者生逆我者死！”遂掣佩剑欲斩丁原。谋士李儒见丁原背后吕布怒目而视，他知此人武艺非凡，急忙劝止。众官也劝解丁原，丁原愤然上马而去，次日，双方对阵，吕布挺朝飞马直杀过来，丁原率军掩杀。
卓兵大败，退三十里下寨，聚众商议。卓说：”吾视吕布非常人也。吾若得此人，何虑天下哉！”帐下虎贲中郎将李肃说：“主公勿忧。某与吕布同乡，知其勇而无谋，见利忘义。某凭三寸不烂之舌，说吕布拱手来降，可乎？”
卓大喜，乃派李肃赍礼去说吕布。吕布因见董卓势大，又被名马、金珠玉带所收买，便杀义父丁原来投靠董卓。他一见董卓便下拜说：“公若不弃，布请拜为义父。”刚杀了旧义父，又迫不及待地认新义父，吕布为人确如李肃所说”见利忘义”。只要有利可图，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董卓以为有了吕布这个”非常人”，“何虑天下”，且今又认为义子，必死心塌地事义父，从此，视吕布为“心腹”，使其警卫左右，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。大凡以利相交的，也必因利而相绝。吕布认丁原做义父，只是为图利——我靠山以便向上爬，所以吕布对了原毫无父子感情可言。及见掌握朝政大权的董卓，投靠之大可飞黄腾达，比依赖丁原其利更大，因此，杀旧义父认新义父，对于“见利忘义”的吕布来说，并非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事。而在历史上，弃旧主的人，往往因利之故，这非吕布一人如此。董卓之愚在于不懂得这个道理。
既然，吕布因利能杀旧义父，也可以因更大的利而宰新义父，而董卓竟以为义儿吕布捍卫左右便可“高枕无忧”，这便是他的悲剧之所在。司徒王允也和李肃一样，看透了吕布的灵魂深处——“见利忘义”，于是巧施“连环计”，昌布为了和董卓争夺美人貂蝉，便把董卓宰了。董卓是个刮民脂膏、杀人放火的封建统治者。他被吕布所杀后，王允将其尸首号令通衢，“百姓过者，莫不手掷其头，足践其尸”，可见人民恨之入骨，故其死也宜。不过，董卓用吕布也给人们提供一个教训：对于”见利忘义”之徒，要千万当心！
这事也从反面说明一个道理：上下之间，要有共同的理想，有共同的目标，才能共同奋斗，至死不渝。刘、关、张“桃园结义”，誓“上报国家，下安黎民”，任何利诱都不能改变其初志，故能同心同德，同生同死。孔明因和刘备都有复兴汉室、统一天下的壮志，不图私人之利，故能做到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己”，与因利而交、因利而绝的吕布之流相比，真是伟大与渺小，美善与丑恶，泾渭分明。
曹操用夏侯渊掉了汉中
夏侯渊是曹操的同族兄弟。一姓曹一姓夏侯何以说是同族兄弟？因曹操父亲曹嵩原是夏侯氏之子，过房与中常侍曹腾为养子，故曹操与夏侯渊同族。所以，夏侯渊得到曹操的信任，他取得汉中后，便委任夏侯渊驻兵镇守，曹操占汉中时，西川百姓一日数惊，担心操兵入川，司马懿劝曹操乘胜取蜀，曹操叹说：“‘人若不知足，既得陇，复望蜀’耶？”因他被蜀道山川险峻震慑，不敢贸然入川，汉中是西蜀的咽喉，如能守住汉中，对西川刘备是个巨大的威胁，一时不能取蜀，以后可取之。而曹操委任镇守汉中的夏侯渊是一勇之夫，使之冲锋陷阵则可，使之驻守汉中则非其力所能胜任。因他远非刘备的敌手。
可是，智如曹操，却缺乏知渊之明，竟因兄弟之情而信任之。刘备兴兵取汉中，屡战屡胜，夏侯渊坚守定军山不出战，并派人向操告急，操乃起兵进驻南郑。操认为：“若不出战，是示懦也。”并作手书与之说，”吾今屯大军于南郑，欲观卿之‘妙才’，勿辱二字可也。”在操的鼓励下，当黄忠兵临山下时，夏侯渊决定出战。张郃劝他说：“黄忠谋勇兼备，况有法正相助，不可轻敌。此间山路险峻，只宜坚守。”他也不听，便分军来围黄忠所占领的山头，结果被黄忠所杀。黄忠乘胜夺取定军山。由于曹操的“妙才”
被杀，战略要地定军山失陷，曹操虽率大军来战，也无能为力，终于失掉了汉中。曹操身边多名将，如非因亲用夏侯渊而用其他名将，汉中也许不至于失落。
不过，用人唯亲并非曹操一人如此，封建统治者大都如此。出于用人的策略，有的在一定时期也能用贤，而最终还是用人唯亲。因为封建统治者总是把天下视为一家之私，故都想用亲属或亲信来控制国权，以巩固其封建统治。昔楚汉相争，项羽就非亲莫信，他所重用的人不是项氏族人即妻室亲人，连一外姓的范增也不能用。用人唯亲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刘邦在与项羽争天下时，也能采取“五湖四海”的用人政策，故得到韩信、英布、彭越等拼力相助，开创了西汉基业。但他得天下后，狡兔死，走狗烹。”外姓王还不是一个个破除掉，另封刘氏的人为王。他还立下约：今后“非刘氏莫王”。
可是，他所封的刘姓王却不能帮他安邦治国，后来还不是酿成“七王之乱”。
这一方面说明，用人唯亲是封建统治者的本质体现；另一方面也说明，用人唯亲是不足取的。
曹操之失汉中，不正也是失在用人唯亲上么。
刘备用关羽失了荆州
孔明入川前向关羽交割印绶。孔明问：“倘曹操引兵来到，当之如何？”
关羽说：“以力拒之。”孔明又问：”倘曹操、孙权齐起兵来，如之奈何？”
关羽答：“分兵拒之。”孔明说：“若如此，荆州危矣。吾有八个字，将军牢记，可保荆州。”关羽问：“哪八个字？“孔明说：“北拒曹操，东和孙权。”关羽说：“军师之言，当铭肺腑。”“外结孙权”以拒曹操，是孔明未出草庐前为刘备制定的战略决策——“隆中对”的重要内容之一，因关羽接任镇守的荆州是处于曹、孙夹缝之间，故特重申之。关羽并不理解这一决策关系到荆州的存亡，也没有把“军师之言，铭之肺腑”，而是恃己之勇，想用两个拳头一齐出击，既北代曹操，又东得罪于孙权。因此在曹、孙夹击下，他只能走麦城，兵败身亡，失了荆州。
关羽英勇绝伦，被称“万人敌”。他温酒斩华雄，万众中刺颜良，三通鼓斩蔡阳，英名闻遐迩。但他刚愎自用，缺乏战略眼光。“北拒曹操”既是蜀国的既定决策，“东和孙权”是必然之理，而关羽却计不出此。孙权原想求关羽女配其子，两相结好，并力破曹，乃派诸葛瑾去荆州求婚。关羽大怒说：“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？”遂唤左右逐出。关羽奉令取樊城，请权出兵相助，权许之但迟迟不出兵。关羽对来使破口大骂说：“貉子敢尔，如使樊城拔，吾不能灭汝邪！”关羽屡次蔑视孙权，权深恨之。他“水淹七军”，斩庞德，擒于禁，威震华夏，操议迁都以避之。这时，如果能争取孙权的支援，局势将对蜀、吴大利，可是因他和孙权的矛盾甚深，操才能乘二人有隙，遣使以割地相封请孙权夹击关羽。孙权乃潜师密发袭荆州。事前，权用陆逊代吕蒙，以麻痹关羽。陆逊抓住关羽骄做自大、喜戴“高帽”的特点，遣使赍书卑辞奉承他。关羽轻蔑地对来使说：“仲谋见识短浅，用此孺子为将。”
便撤荆州的大半兵赴樊城听调，无复有忧江东之意，使吕蒙得以“白衣渡江”，袭取了荆州。荆州既失，已无后援，关羽孤军深入，经不起曹、孙两军前后夹击，便陷入既不能战又不能守的绝境。显然，荆州之失，是因关羽刚愎自用，违背了孔明的”八字”方针。
命孔明入蜀支援，令关羽守荆州，是刘备所决定。因此，荆州之失，当与刘备有关。当时刘备尚未得西蜀，荆州不仅是他图天下的战略要地，且是其唯一的根据地，荆州的安危对刘备集团关系甚大。入蜀支援，派关羽也行，何以派孔明？镇守荆州的重任，为何不委之智多谋深的孔明，而托于刚愎自甩的关羽？这里有个信任问题。对此，王夫之早有议论。他说：“先主之入蜀也，率武侯、张、赵以行，而留羽守江陵，以羽之可信而有勇。”刘备之信关羽，是因“以同起之恩私，矜其勇而见可任。”刘备虽也信孔明而不让他镇守荆州。是因“疑武侯之交固于吴，而不足快己之志也。”王夫之指出：
“先主之信武侯也，不如其信羽，明矣。”故“失岂在羽哉？先主自贻之矣”。（《读通鉴论》）王夫之的意见是正确的，荆州之失在于刘备错用了关羽。
3.知人始能用人：知人美谈
知人是用人的前提，用人必须在知人的基础上，知人始能用人，不知人则用人不当；或大才小用，小才大用；或视奇才为庸人，视庸人为奇才；或把忠贞当作奸佞，把奸佞当作忠贞。知人，不仅能用人，且能料敌制胜。因在与敌斗争中，首先要“知彼”，”知彼”才能拟定制彼之策，胜利则有把握，不知彼，则不知何以对彼，将使己陷于盲目被动，甚至失败。
曹操煮酒论英雄
一日，青梅正熟，曹操乃邀刘备至小亭，二人对坐，煮酒畅饮。酒至半酣，忽阴云漠漠，骤雨将至。从人遥指天外龙挂，操与刘备凭栏观之。操问：”
使君知龙之变化否？”刘备答：”未知其详，”操说：“龙能大能小，能升能隐。”“龙之为物，又比世之英雄。玄德久历四方，必知当世英雄。请试指言之。”刘备陆续例举袁术、袁绍、刘表、刘璋以及张绣、张鲁、韩遂等辈，操皆一一否定，认为袁术是“冢中枯骨”，袁绍是“好谋无断”，刘表是“虚名无实”，刘璋是“守户之犬”，都非英雄；而张绣、张鲁、韩遂等只是”碌碌小人，何足挂齿！”操认为：“夫英雄者，胸怀大志，腹有良谋，有包藏宇宙之机，吞吐天地之志者也。”刘备问：”谁能当之？”操以手指刘备，后自指，说：“今天下英雄，唯使君与操耳！”这便是著名的“曹操煮酒论英雄”的故事。曹操关于英雄的概念，概括起来就是：要有大志，有良谋，并要象“龙”
一样能大能小、能升能隐，这是说干事情要能适应客观形势，随机应变，不拘守于一格。曹操正以此作为标准，用以衡量是否英雄。因为具备这些条件才有可能成大事，称英雄。如徒有大志，而无良谋，也不能成气候，有志有智是英雄应具有的素质，如不能从实际出发和有应变之才，也将会遭到挫折或失败。袁术据淮南，兵粮足备，称霸一方，他虽有大志，僭称帝号，但无智无谋，不自量力，不识时务，终以兵败粮尽饿死，操称为“人家冢骨”，确是适评。袁绍虎踞冀州，因其出身于四世三公之家，智谋之士多归之，兵多粮足，是当时中国最强者；他他有吞天之志，但好谋无断，致屡次失去图天下的良机，是时操虽比他势弱，却因此看不起他，不把他视为英雄。后来，袁绍军被曹操打败。名称八俊、威镇九州的刘表，既无大志，又缺良谋，所以曹操说他是“徒有虚名”。曹操说“天下英雄，唯使君与操耳。”这对刘备既非过誉，对曹操也非自夸。因他俩都有大志，有良谋，有应变之才：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刘备是扶汉室以达己志。曹、刘之志都是”取而代之”，只是巧妙有所不同！操为离间刘备和吕布的关系，用”两虎竞食”之计，使他两人火拚；刘备心知其谋，表面许之，暗中却告知吕布。彼此计谋，堪称棋逢敌手！刘备听曹操说他是“英雄”，吓得不觉筷落于地下，后借雷声巧妙地掩饰过去，操征张绣，道上缺水，将士皆渴，操以鞭虚指说：“前面有梅林。”军士闻之，口皆生唾，由是不渴。两人应变之才，确是半斤八两！
曹操的英雄之论，不仅是识英雄的标准，也是英雄应具备的必不可少的条件。
许劭评曹操
汝南许劭，有知人之名。操未达时往求见之，问：”我何如人？”劭不答。又问，劭说：“子治世之能臣，乱世之奸雄也。”操闻言大喜。如果许劭只赞操是“能臣”，大喜还可理解；而说他是“奸雄”，却也大喜，确令人费解。其实，曹操并不以“奸雄”为可耻，因奸雄亦雄也。在群雄逐鹿的三国时代，英雄无不奸，不奸亦难成为英雄。刘表人不奸，一派名士气，故不能称“雄”。刘璋人较老实，心地仁慈，也不成“雄”。
而董卓夺汉廷大权，无恶不作，能否称为奸雄？董卓只能称为强盗，配不上奸雄之称。因奸雄也能行仁义，董卓却一味杀人放火。倒是曹操和刘备才能称“雄”。虽操被称为奸雄，刘备被赞为英雄，但既都是“雄”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为图天下，必须讲究权谋于略，而权谋干略和“奸”字往往混淆不清，难于严格区别，如刘备的摔阿斗、遣众将、要“投江”、托孤话，曹操的“三笑一哭”、焚书信、割发代首，都是弄诈，而这些诈又何其相似乃尔！
英雄与奸雄有相通之处，金圣叹早就指出：”夫豪杰必有奸雄之才，奸雄必有豪杰之气。”一个人往往能”以豪杰兼奸雄，以奸雄兼豪杰。”（《水浒》第五十五回回评）叶昼评点曹、刘时，也运用这个观点。他既大骂曹操是“大奸雄”，又多次说“老曹是个豪杰。”（第十二回回评）他在肯定刘备“仁厚”、“英雄”的同时，也常说他“奸雄”、“大奸大诈”。毛宗岗的评点，对奸雄曹操屡次说他“奸得可爱”，赞他雄才大略，也是说他有英雄本色，对仁君刘备也多次揭其诈处，说他假得不为人所知，其假处也是其好处。刘备和曹操虽有共同之点，但两人并非一个样，就是说英雄和奸雄还是有区别的。叶昼在第十三回回评中则指出：“刘备似奸雄，非真奸雄也。”
在第一回回评中则明确指出曹操的”本性”是“奸滑”。毛宗岗也指出，曹操”暴处多是真，其仁处多是假”（第三十三回回评）奸诈是其主要的一面。
但刘备有时虚伪却怀有长者的心肠，仁义是其主要的一面。评价是英雄或奸雄，当然以其主要的一面来论定。
许劭说曹操“乱世之奸雄”并非尽是贬语，弄清楚英雄和奸雄异同之处，有助于正确评价曹操。评价人物，决不能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，而是既要有两点论又要有重点论，评价曹操如此，评价其他人物也如此。
刘备谈马谡
刘备临危，孔明等入宫探病。刘备以目遗视，只见马良之弟马谡在旁，刘备令且退。谡退出，刘备问孔明说：”丞相观马谡之才如何？”孔明说：”
此人亦当世之英才也。”刘备说：“不然。朕观此人，言过其实，不可大用。
丞相宜深察之。”刘备在垂危之际，特别向孔明叮咛此事，可见是非等闲视之。因马谡亦荆州学派，与孔明等一起随刘备入蜀。谡才器过人，好谈兵，孔明深加器异，视之如子，他亦视孔明如父。刘备担心孔明将重用马谡，故郑重告诫之。
刘备认为马谡“不可大用”，是因其”言过其实”。马谡熟读兵书，但缺乏实战经验，故他谈兵时未免夸夸其谈，不大切合实际。刘备是个身经百战的沙场老将，知道战争是千变万化的，要善于从实际出发，做到随机应变：
如拘守兵书的片言只语，轻于言兵，未有不栽筋斗的。赵奢之子赵括因纸上谈兵招致失败的教训，刘备是不会忘记的，放刘备对马谡的看法不是没有根据的。
孔明重视马谡也不是盲目的，马谡曾给他出过一些好计谋。孔明南征时，马谡向他献了“攻心为上”之计，孔明“七擒七纵孟获”，使南人不复反，正是采取这一战略方针。但是，马谡作为参谋则可，因其未有战争实践，让他独当一面则难于胜任。孔明委之以守街亭重任，这是扎明用人不当。
马谡之失，正是失在“言过其实”上。对于如何防守街亭，马谡与其副将王平看法大异：马谡以兵书为由，王平以实践为据。王平主张”就此五路总口下寨，却令军士伐木为棚，以图久计”。谡说：“当道岂是下寨之地？
此处侧边一山，四面皆不相连，且树木极广，此乃天赐之险也，可就山上屯军。”平说：“参军差矣。若屯兵当道，筑起城垣，贼兵纵有十万，不能偷过；今若弃此要路；屯兵于山上，倘魏兵骤至，四面围定，将何一军以保？”
谡大笑说：”汝真女子之见！兵法云：凭高视下，势若破竹。若魏兵到来，吾教他片甲不回！”平说：“今处此山，是绝地也：若魏兵断我汲水道，军士不战自乱矣。”谡说：“汝莫乱道！孙子云：置之死地而后生。若魏兵绝我汲水之道，蜀兵岂不死战？以一当百可也。吾素读兵书，丞相诸事尚问于我，汝奈何相阻耶！”什么”凭高视下，势如破竹”，什么”置之死地而后生”，对于街亭地形、来犯敌人是谁都不考虑，这是典型的教条式理解兵法。王平恰恰与之相反，他因富于实战经验，能根据地形布置防守：他坚决反对弃守当道而屯兵于孤山下，是因他预料到如“魏兵骤至，四面围定”，再断”我汲水之道，军士不战自乱。”通过描述马、王两人的争论，突出了马谡这个纸上谈兵的形象，也指出他致败之由。
马谡的错误是严重的，因失街亭，蜀军处境极危，如果孔明不用“空城计”，必被司马懿所擒。街亭之败，孔明深悔错用马谡，更服刘备有知人之明。
徐庶议刘表
“久闻刘景升善善恶恶，特往谒之。及至相见，徒有虚名，盖善善而不能用，恶恶而不能去者也。故遗书别之。”这是第三十四回写徐庶深夜拜访水镜时对他说的话。刘表是个大官僚大名士，很有名气，为人也明事理，喜善厌恶，但柔懦寡断，处理问题总是怕前怕后，疑此疑彼，犹豫不决。其用人也如此，有才能的人，他虽喜欢却不能用，做坏事的人，他虽厌恶却不能撤换。因此，只能安于现状，无所作为。
刘备和刘表是汉室宗亲，刘表敬佩刘备是个英雄，表面上对刘备也很亲热，称兄道弟，心里对刘备却存有疑虑，不敢重用。所以，刘备的才干始终得不到发挥，刘表欲用刘备的三将——关羽、张飞、赵云保卫边疆，蔡瑁恐刘备得势对已不利，便入告其姊蔡夫人，说若此久必为患。蔡夫人乃于夜间在枕边进谗言，要他遣刘备他去。经蔡夫人的挑拨，刘备嘴里虽说“玄德仁人也”，心里却有所疑，次日便让刘备带本部人马到新野县屯扎。曹操统兵远征乌桓时，刘备劝他趁许都空虚，以荆襄之众袭取之。刘表却说：“吾坐据荆州足矣，岂可别图？”他缺乏宏图，安于现状，是其不同意袭取许都的原因之一，但另一个原因是他对刘备不尽信任，不敢放手让他统兵出征。
正因此，致失去了这一大好战机。操统一北方后，刘表知其将南征，又后悔不已，对刘备说：“近闻曹操提兵回许都，势日强盛，必有夺荆州之心。昔日悔不听贤弟之言，失此好机会。”当时，天下分裂，干戈日起，逐鹿中原者不乏其人，你不图人，必将被人所图，这是乱世一条规律。刘表岂能长据荆州。荆州这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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